“最高奖补两亿元”。尽管正值3月的一个周末，来自财政部发布的《关于开展2022年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试点工作的通知》，依然引起不少人尤其是从事三农工作的人们的热切关注。

按照这份《通知》中所言，对纳入生态环境部农村黑臭水体国家清单名录、且农村黑臭水体面积达一定规模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可申请获得财政支持。

“根据项目投资额和治理黑臭水体面积给予2亿元、1亿元、5000万元的分档定额奖补，资金分年安排。”《通知》中给出了这样“可观”的数额。

“竞争还是蛮激烈的。”一位中部省份市级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据我们了解，目前全省只有一个申报名额。”

当前，我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刚刚起步，“十四五”需要完成4000多个较大面积的黑臭水体整治。时间紧、任务重，虽然地方治理积极性高，但仍面临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难题。

如何为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问诊把脉”？哪些环节需要重点关注？又有哪些治理盲区需要避免“踩坑”？

与城市的差异性，造成农村治理难度大

因地制宜思路下建立统筹管理体系

“农村黑臭水体的成因复杂，但外部污染无疑是主因之一。”多年参与农村治污的浙江工业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李军这样告诉记者。

向黑臭水体“宣战”，近年来成效有目共睹。来自生态环境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底，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2914个黑臭水体消除比例达到98.2%，接到群众关于黑臭水体的投诉也越来越少。

而随着城市黑臭水体治理脚步加快，“战场”也逐步拓展延伸到广大农村地带。

“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中还存在突出短板亟待补齐。如农村黑臭水体，涉及生活垃圾污水、养殖和工业等各类污染源，系统整治难度较大。”生态环境部土壤生态环境司司长苏克敬在不久前接受采访时表示。

在李军看来，“难度大”的表现之一，就是农村与城市的差异性上。

“农村水体污染涉及很多方面，比如生活污水的排放、生活垃圾等废弃物的堆放，还包括农业面源污染及畜禽水产养殖等，都会对水体造成影响。”李军强调说，“这是城市环境里所没有的。”

此外，农村与城市的水环境也不尽相同。“城市的小水塘小水沟比较少，加上农村的排水系统往往缺乏成熟的管道，一些低洼地带蓄水，也会日积月累形成黑臭水体。”李军说。

尽管是顽疾“不好治”，但围绕农村黑臭水体，几年来陆续发布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关于推进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及《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等文件，不仅从高位推动部署整治行动，也从细微处进一步明确了排查、治理方案制定等具体要求。

“尤其是在明确‘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水体净化’的基本技术路线下，本身治理技术不再是难题，关键还是看地方下多大的决心去治。”李军结合在乡村的项目调研走访表示，对乡村而言，管理体系的建立，目前来说更为重要。

李军指出，这其中包括机制、体制的建立，毕竟乡村一级统筹治污，如果制度跟不上，治理资金不到位，后续运维没有机制保障，“那一切都是空谈”。

此外，在治理方案上，李军强调，因地制宜的思路下，“一坑一策”“一河一策”，还应站在流域的角度上统筹考虑。

“角落”不容忽视，形成合力迫在眉睫

齐抓共管改善城乡接合部水生态环境

眼下，10余个省份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和整治综合试点工作，探索典型地区治理模式和管理机制，以点带面，带动全国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前述提及的试点奖补也提出，资金主要支持地方通过控源截污、清淤疏浚、水系连通、水生态修复等综合性、系统性治理措施。

从事水环境规划研究的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张晓楠博士，更关注城乡接合部的“黑臭水体”。

“这里似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张晓楠告诉记者，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经济特点，造成了城乡接合部往往成为黑臭水体的重灾区。黑臭水体整治专项督查发现，一些城市的黑臭水体几乎全部分布在城乡接合部。

张晓楠解释道，这里的污染来源更为复杂，在城乡接合部，小作坊等工业、服务业密集，又间布种植、养殖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治污设施难以规范稳定运行。

不仅如此，城乡接合部黑臭水体的形成，还有其不利的自然影响因素。

“气候变化加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城市热岛范围扩张，使城乡接合部水体受到升温影响更为显著。此外，随着这种城市化的发展，城乡接合部的土地利用会呈现一种斑块化的形态，导致原本可以连通的水系现在不连通了。”

“这种自然因素上的‘先天不足’，很容易产生黑臭。”张晓楠说。

探寻城乡接合部黑臭水体治理策略，改善城乡接合部水生态环境，在张晓楠看来，要突破城乡分治，形成共同治理合力。

与李军的观点相似，张晓楠同样强调，应从上至下，理顺治理机制。“比如一些中小河道的规划，目前还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缺乏顶层设计。”

整合基层管理力量，集成土地管理、市政设施、环境保护等各项政策措施，使城乡接合部的环境治理工作“横到边，竖到底”，使黑臭水体治理形成齐抓共管的局面，张晓楠给出这样的建议。

有不少地方已积极行动起来。如上海市采取市区联动、部门联手的机制水岸同治，“十三五”期间，奉贤区通过 “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治行动，完成了城乡接合部51条黑臭水体河道的拆违工作；广州市天河区将车陂涌流域划分58个排水分区、872个排水单元，进行科学规划，实施支涌清污分流工程，使这条流经9个街道、9个城中村的河涌全线消除黑臭。

“治理农村黑臭水体，我们还应强调全过程管理。”作为编制牵头人，李军所在的浙江工业大学联合其他单位，负责《浙江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全过程管理导则》的撰写。

探索农村污水治理全生命周期管理，目的就是明确各方职责，“根子在岸上，没有统筹的思路，是不行的。要把该管的，都管起来。”李军如是说。

探索试点，总结分区分类治理经验

治理路径清晰更需保持长“制”久清

“只要不落雨，就要沿着河走两圈，跟城里人逛公园一样。”在重庆市永川区宝峰镇龙凤桥村，村民邓世奇站在凤桥河边，远处，一派怡人的乡村田园风光。

这是以往不曾想的画面。凤桥河，一度是掩藏于杂草乱竹间的一条黑臭小河沟。这样的变化，源于重庆启动的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2020年以来，重庆共确定了160条农村黑臭水体，并逐一整治。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副处长江思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除了积极有效的治理措施，注重提升村民的环境意识、整合资源将农村环境治理与农业农村工作相结合等方式，促使村容村貌得以改善。

按照重庆的目标，5年内，将基本消除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

采访中，记者也留意到，对于农村黑臭水体的治理，各地进展与目标不尽相同。

如天津要求2022年农村黑臭水体全部销号；山东到2023年完成现有1398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程，实行“拉条挂账，逐一销号，动态管理”。来自河北省生态环境厅的数据则显示，截至去年6月30日，全省排查出的387条农村黑臭水体全部完成治理，实现了农村黑臭水体动态清零。

而在长三角地区的苏州市，黑臭水体是城乡共治。“至2019年底，我们全区累计完成整治重点黑臭水体40条，疑似黑臭水体139条，早已实现‘全区城乡基本消除黑臭水体’的目标。”苏州市吴中区水务局水务科盛强凤告诉记者。

李军对记者表示，我国南方北方的水文特点、包括黑臭的成因可能都是不同的。“所以在此基础上探索试点的价值意义更大，可以总结出分区分类的治理经验。”

对地方而言，还有另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眼前，那就是如何进一步确保已治理的农村黑臭水体长“制”久清？

在苏州吴中区，要求全区各地对已整治完成的黑臭水体仍需按要求开展水质跟踪监测，抓好控源截污，持续减少入河污染，全力推进“消劣争优”攻坚行动；在河南郑州，将农村黑臭水体全面纳入河湖长制体系，引入第三方运维机制，鼓励专业化、市场化治理和运行管护。

国家层面对农村黑臭水体治理给出了清晰的路径。今年1月初，生态环境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方案（2021—2025年）》，强调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和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对包括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在内的重点任务，明确路线图和进度表。

随着奖补力度的不断提升，会使得各地治理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十四五’时期治理力度加大，各地区还需根据自身不同特点，进一步探索治理发展的前进方向。”谈及未来，张晓楠对记者表示，“问渠哪得清水来，诸君仍需共努力。”

“优先整治面积较大、群众反映强烈的水体，实行‘拉条挂账、逐一销号’。”这是今年生态环境部强调的农村黑臭水体的重点部署。生态环境部也将组织成立国家和地方技术团队开展帮扶指导，宣传推广典型案例，着力提升治理成效。

“黑臭水”变身“幸福河”，家乡的那条小溪，在不久后，将重回人们梦里的那般清澈。